因果

香格里拉，云南。2025年2月6日。

高原在测试我们，并且这是我自找的。我把Chris从曼彻斯特叫过来，他乘了15个小时的洲际航班，在四川成都和我一同休息了1天半后，就和我飞往了香格里拉。

我在Chris到达中国的前夜从上海过来，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一些交通规则并不那么适用于成都的马路，也还没有意识到“高原”究竟是什么。在这之前，我登上过的最高的地方只是Savoie省海拔3000米的一个滑雪点。但阿尔卑斯山脉和梅里雪山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如果说前者是一群骑士架着马厌世地住在村落尽头挥剑的话，后者则是几帮殉道者聚集起来成立了冷清又嘲讽的王国。

我们在一个夜晚到达香格里拉，我的身体并没有强烈地反应，除了在快步走后的短暂眩晕之外。第二天中午，我们出发，前往山林。司机是汉族，也是藏族女性的丈夫，这样的跨民族通婚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聚居区尤其常见。在新疆旅行的时候，我就听说周边的汉族为主的省份曾经跟随国家的政策鼓舞，大批移至维吾尔族聚居的土地上做生意、生活，乃至产生种种酸甜苦辣的冲撞和拖影。我们身前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和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属于云南故事：

他的女儿离开家，在昆明读大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母亲在一座毗邻缅甸的山城里；父亲曾经是本地的木工，但在木工机械化后发觉身体吃不消机器在木头上刨出的污染，就出来开出租车，活动在大理到香格里拉一带；女儿在中学之后很自然地到省会去念书。我猜在这个省份如果不是去省会昆明，她很难进入到高等教育的时空。总之，两个月前，这个女儿觉得胃不太舒服，就去看医生。第一个医生说，可能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就给她开了一些药，让她调整饮食多观察看看。她是一个在昆明染上了辛辣食物的女孩，这样的建议也是中肯。只是，这女孩的下腹部疼得实在不行，给他父亲打了电话。家人说，那还是去好一点的医院去看看吧，于是女孩忍着痛去了一家省里数一数二的医院检查。医生给她验了血，发现这个姑娘体内有非常严重的感染，必须要赶快找到感染源进行治疗才行，否则有可能演变成败血症。CT断层扫描、B超，医生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宫颈糜烂，需要开腹做手术切除宫颈，并且可能会永久性地损害生殖系统。

“你想想，这对女孩子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呀！”司机说到这里怜悯地、振振地说。

于是，父亲也建议女孩去另一家医院找其他医生看看，父母也在往昆明赶。女孩去了另一家云南省最好的医院，另一个医生也做了CT、B超，然后得出了一样的结论：需要马上手术切除子宫颈。父母不得不签下手术知情同意书，和女儿一起同意手术可能导致终生的生殖系统损伤、乃至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女孩已经在强烈的腹痛中度过了10天。手术进行，父母在门外等待，进行到一半，医生出来见了家属。

这个时候，司机的情绪高涨了起来，看得出，他到现在对那种恐惧还记忆犹新。车的速度不快，他任凭别人超他的车，我在车内感受到他曾经感受到的危险。

通过微创的切孔，医生看到女孩肚子内部的状态，发现实际上女孩只是得了阑尾炎，只是由于糜烂得太严重，阑尾已经融化了，组织粘附在了宫颈上，而阑尾已经快烂完了。这导致了之前的误诊，现在需要将手术调整，医生必须通知家属。

我很难想象那个女孩和她的家人在过去的几周里经历了什么。现在，母亲陪着女孩在家中休养、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我在父亲的车上。司机又接着说：重点来了——在手术之后，女孩的母亲去找到了本地的喇嘛，说家中的孩子得了小恙却在最后差点闹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想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喇嘛于是帮她占卜了一次，用的是一种占卜用的书，取出一页，做法事。那个喇嘛说：这是因为这孩子的外公，也就是母亲的父亲，生前喜欢在林中打猎，他得到猎物时，会将一部分所获供奉山神，以祈求得到捕猎的好运气。一切和睦，直到那个男人去世了，家中没有人去打猎了，也就没有人去供奉山神了。喇嘛说：在没有人供奉他之后，山神很生气，决定捉弄这一家人家。在佛教中，杀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由打猎而供奉起的神也是脾气很坏的神。这位神于是把孩子生病的原因隐藏了起来，不让医生看见，还好这孩子跑得远，要是这孩子一直在山神的地界里，恐怕还难逃一死。那母亲去问自己的兄弟，得知父亲确实会供奉山神。

“你说不信吧，有的时候让你无话可说！”司机一边笑一边耐不住激动地来这么形容，“藏传佛教里有自己的药、有自己的医院，什么都有！很厉害！”

他又谈起他曾经帮一个有名望的喇嘛做木工，那个喇嘛和他说起来很多有趣的事情。在90年代的时候，喇嘛帮助富人指点迷津积攒了一些财富、也收了一些徒弟。这个喇嘛总是把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也不上锁。一个徒弟有一次偷了他的几千块钱逃跑了。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大部分人每个月赚100块钱的时代。这个当时的木工着急地问他：那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去找那个徒弟要回来呢！那个喇嘛说：他偷是因为他需要，这个钱是注定要被他偷了去的。

这个司机又笑又叫，反反复复说：“我真是服了！我真是服了他了！这逻辑你受的了吗？！”

这个喇嘛在一次前往印度的布道后，由于回来时签证时效已经过期，在一个藏族—汉族政治在中国高度敏感的时代，他被拒绝入境。以前这样的事也经常发生，往往都是大使馆的官员开一张解释信就能把问题解决，但他的身份在当下一旦被搅进了局，哪怕是在这个政治游戏的最边缘，恐怕只能一拖再拖。他估计已经在做一种注定漂泊的世界公民了。

司机在我们每每经过金顶寺庙的时候，都会指出来：看，佛寺。我当然看得到，我想他介绍Chris：他来自英国……司机会前言不搭后语地蹦出来：因果，藏族的佛教就讲究一个因果！这样的对话衔接给了我一种我们说的是两种语言的错觉，我们都被看做是汉族、我们都说普通话、我们沟通一向顺利，可在这个瞬间，我们的对话尴尬地驶向两个同音异义的领域。事实上，他几乎是刻意地忽略Chris，根本不理会我翻译来的Chris加入我们对话的尝试、也没有对Chris产生任何好奇。藏传佛教的因果就在这些缝隙中运作，总有一句话、一个发生、一个家族将两件不同时空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这一切都要靠喇嘛的那个自信、自大到几乎决定论的猜测来奠定基石，否则，就没有人能想得起它着魔的因果齿轮。这让我想起来司机又说过另一个关于喇嘛的细节：在藏传佛教中，喇嘛是有层级秩序的，而作为喇嘛的守则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对向你传教的这个上一层的喇嘛的指令完全遵循。也就是说，当那个人设法让你死，你不得不去死。这个司机举了一个例子：据说之前白教噶举派最高的喇嘛被黄教格鲁派陷害，他不知道他被陷害了，要死吗？但他还是要去赴死，因为这也是教义所在。他说的是黄教和白教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斗争，如今，这两派的宗教领袖都已经流散海外，也没有斗争的必要了。

对抗

藏族人的性格是自我对抗的。据说青海和四川的藏民都害怕康巴地区（也就是云南藏区）的藏人，因为他们的决斗习俗比其他两个地方更加致命。藏族男子随身佩戴藏刀，一种宝石装饰的大型匕首，在他们发生争吵的时候，一场决斗就开始诱惑着他们。决斗中藏刀的使用方式是有习俗规定的，在青海和四川，人们通常是以砍伐的方式下刀，参与决斗的人运气不好可能会失去一个耳朵、甚至一只手；在康巴地区，人们以向身体里捅插为标准下刀，因而康巴地区的决斗要费力得多、也致命得多，死于决斗的人往往脏器破裂、内腔大出血。

浸润在佛教的影响下，藏族的信念世界中已经清晰地规定了善恶的界限，杀生是恶。但在高原的树林、沙砾、枯草、冰雪、河涧之间，藏族人的生活细节和社会规则又将人引导到血肉和杀害面前，通过鲜血和罪恶，藏族人的民族性和乌托邦的善良外显地和解。这种调和的智慧让藏族人热情好客，同时也好执干戈。这样的社会逻辑让每个藏族人或多或少地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善良、罪恶、自己为他人的奉献、他人对自己的牺牲。错误和不得已如此之多以至于到了家常便饭般的程度，乃至于个性被消解——每个人都溶解在不可细究的人性冲突中，人的存在变得断续、脆弱，像是忽明忽暗的原子。但正是由于人性的虚弱，忏悔和推脱能跨越时空建立起人和事件的家谱和编年史。

这样的倾向还体现在藏族人对尸体的态度上。高级喇嘛在祭祀和宗教仪式中往往会吹奏各式的乐器，而其中最隆重、最神圣的，是使用人体组织做的。人皮和头骨用来做头头骨可以用来做一种吹奏乐器、喇嘛的手指骨和眉骨还可以用来做成启发后人的念珠。人的骸骨是活人的陪伴。藏族人崇尚天葬，其次是水葬、火葬和土葬。这个等级是通过他们认为不同殡葬方式里尸体对世界的用处高低来决定的。因为高原的秃鹫能把肉骨吃得一点不剩，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而在土里，尸体不仅腐烂生蛆还不能保护这些滋生出来的虫子，因而是最次的。秃鹫不啄食尸体的时候，藏族人认为这是那人身前行了丑陋脏污之事的报应。

在这个高原社会里，人们对于自己对他人，尤其是地位高的“存在” 有什么用的思考已经无孔不入。和其紧密相关的，是不计其数的权力斗争和渗透。这块宁静、氧气稀缺的土地上，人和命运这两个概念上下重叠透视，总是在自我循环、在生死之间僭越倒欠，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在讨论“结局”。要去哪？或许这是在这里生存的人一定要问的问题。在现代的水泥森林里，人的生存也总是脆弱得依附在另一个人的结局上，在这一个方面，藏传佛教的训诫和资本主义的现实有了共同语言和对话。当然，有对话就会产生冲突，产生“被理解”的灭顶之灾。

然后，那天夜里，我的头疼了一整晚。藏族人新建的房子普遍采用玻璃窗把房子框起来，密封很好，但或许正是如此，在冬天的夜里，氧气的更加缺乏让人受不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难以移动自己的身体，Chris还催着我起床、和我抱怨如果我们不能出发的话至少要和他说一声。

我实在不能接受计划泡汤的威胁，但又想从Chris那里获得最大的精神支持，所以紧挨着勉强能够赶上大巴的时间，洗漱、收拾背包。借宿的藏族家庭早上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藏式火炉就像昨天晚上请我吃本地的栗子、橘子、梨和青稞酒的时候一样暖和。在大巴上，我们从荒凉光秃的山谷中穿行起伏，四周散落着一些人家，一些还悬挂着经幡。有的时候我在想这样的房子饮水、电力、排污都要怎么解决？如果要去买任何东西都得在山野里开车开上半小时。我这种对他们生活粗糙和艰辛的方式的嘲讽是无效的，它们都以自己的美学姿态坐落在那里。在经过悬崖脚下的村落和单独房屋，看到他们的彩旗飘扬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国度，我在这里偏头痛发作而他们在这里悠然自得。这是个他人难以僭越的生态疆界，也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去生活的穷乡僻壤。

什么是藏区？恐怕那个你要依靠藏人的交通花好几个小时到达，还让你浑身不舒服以至于要对这个地方挑三拣四、指指点点的地方，就是藏区了。这是一个欢迎也暗中嘲笑那些怯懦的来访者的人集结而成的国度。

接下来是四天在高原的持续徒步、间歇偏头痛发作。由于我们去的村子相较于其他通了马路的度假村而言更难抵达，游客之间乃至客人和店铺之间都惺惺相惜似地好说话，人很快就在一起聊天，关于见闻、地图、天气还有各自的性格脾气，通常我们还会在分离之前一起在山里走好一段。这中间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我们在走神瀑的时候，路过一个据说是掌管金钱的神的岩龛，全是信徒留下的硬币、纸币，夹杂着银行卡。有趣的是，有一个叫做顶圭的人的身份证也被供在了那里，看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四十年代。估计他已经老死了，家人把他的身份证留在这里，祝愿他在阴间或是来世的财富。这看起来像是汉族丧葬习俗和藏族宗教崇拜的糅杂。

后遗症

每日的跋涉，10英里，高原，一座又一座山头，总体爬升300英尺。

在连续的泥路上登高耗竭着膝盖，心肺和肌肉因为缺氧也无法给行程有多少增益，我只能缓慢地拖拽着我的身体，重复、挪行。爬行的体验是分裂的，在前进时，我感受到如此多的酸痛，难以为继；但当我休息时，我又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大脑应对疼痛所分泌的物质产生持续的过度镇静，这也成为我们跋涉的后遗症。这造成的效果是整次旅程充满着抱怨和体力不支，但当我们回到村子或是坐上回程的车辆，那几个白天的艰辛就好像是一段虚假记忆，我们探险的踪迹被身体狡猾地掩盖，只有膝盖周围的筋肉和我们干裂的牙口还算诚实，但很快我们就要连这点踪迹都找不到。在炭火炉前烤一烤，大脑放空、奄奄思睡，这大概就是山里人家的一天的结束方式。火和热也是山民处理垃圾的方式，人们把在空气中失去全部水分的垃圾堆在一起点燃，或者是把用剩下来的塑料瓶扔进火炉里。这里困难的交通和稀疏的人家营造了一个独立的社会，这种微型的社会形态让这种显得不那么环保的垃圾焚烧合理、甚至是最优解。当我经历一天艰辛坐在火炉面前，这种做法还显得温情。

在这场梦之后，我们又回到香格里拉，住在一个藏民的家里，正好是新年后的几天，他们的孩子过两天也要去我们刚刚走过的神山里朝圣。我们糊里糊涂地买了点纪念品，坐上飞机走了。我们每天需要很多水来抵抗干燥的空气，哪怕如此，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双唇开裂、牙龈出血，我的头还隐隐作痛。

在Chris回到英国、我回到上海之后，我们的牙周病都被高原气候唤醒，也同时产生了相似的惰倦反应。我对Chris说我感觉到弥漫的无力感，感觉一切都很好、但没有太多激情。Chris也感觉到对这次旅程很满意，但是思维散逸进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框架：情绪更少被打搅、事情也变得更没有意义，没有动力去做什么事情、也就没有激动人心的启发。我们的精神沉入了无垠的漂流，日子一天一天失去分割点，我们也无意将它们填满，只是我们不得不把拜访牙医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