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和家人聊武汉肺炎的情况时看到除夕夜的新年钟声敲响的，一直到凌晨两点钟源源不断冒出的朋友圈流传的消息制造着我深夜的焦虑。口罩疯抢、人们四处指责、哭泣、谩骂、不安地刷新最新确诊人数，我也越发感受到弥漫的惊恐和歇斯底里。我想着应该为在这场疫情中敏感、紧张乃至于崩溃的当事人和旁观者做些什么。一觉起来已经是中午，有些愧怍，找到一篇关于流行病心理学（epidemic psychology）的不错的文章 (Strong, 1990)，叫做Epidemic psychology: A model，选取一些进行了简单的翻译，又结合这两天的消息整理了一下，以飨读者。

流行病心理学在这篇文章中被 Philip Strong 提出，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它不只指向了流行病的微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视角，还指向一个事实： 心理状态也可以像流行病那样迅速传播 的特性，造成对集体和个人的影响。流行病心理包括三种社会-心理流行，分别是恐惧流行、解释和教化的流行以及行动的流行。由于每个人都有可能染病，所以每个人都会被这样的流行病吓到，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认为需要实施和紧急实施的内容，因而这三种流行病心理也同时有了个人心理和集体的特征。 这三种流行只会在流行病刚刚出现的时候表现的最强，因为太多东西都是未知的，太多东西都是可以做的，这些可能性决定了对危机和后续反应。恐惧会像恶性循环不断滋长，而政府不仅要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反应，还要对发生的事件给出反馈。而武汉肺炎发展到现在，我想作为网友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三种流行。

恐惧流行

恐惧的流行也是一场怀疑的流行 。恐惧是恐惧在“我可能被感染”，而怀疑也正是怀疑在“你可能会传染给我”。而对于那些新型且致命的传染病（姑且看这一次的武汉肺炎），还存在一种广泛传播的恐惧——疾病可能会通过任何一种途径传染。整个环境：人类、动物和没有生命的物体，都被被认为是潜在的传染物。如果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又能知道疾病会从哪里冒出来呢？在这一点上，这一次武汉肺炎快速地确定了病毒类型，尽管不清楚全部的传染途径，但幸好，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是人传人。恐惧流行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恐惧和怀疑与疾病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脱离的，作者以HIV病毒为例。HIV病毒曾悄无声息地传播了数年，哪怕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受到了感染，也会引起巨大的恐慌。1983年，英国因为艾滋病的恐慌，医生不得不接诊不断涌入医院的被恐惧深深折磨的病人，这些病人声称自己患上了艾滋病，甚至医生也不能用没有染病的结果说服他们 (Weber and Goldmeier, 1983)。而同时，男同性恋群体则受到了巨大的歧视、污名和憎恨。而当医生发现自己束手无策时，这样的恐惧又不断滋长。可见，在一开始就 发现病例、确诊病例、确定传播途径、尝试给出有效治疗方案并向公众及时沟通的重要性 。与这场不理性、恐惧和怀疑的流行相伴的，是一场 污名化的流行 ，是对患者和与主要患者同一类人的污名。它从回避、隔绝开始，以虐待、迫害和歧视告终。爱滋病患者是一个例子，我想，吃野味的人、屠夫、从武汉出行的人、武汉人乃至湖北人，都是这场污名流行的受害者。隔离对于防疫固然是重要的，针对这部分的污名化处理我看到也有很多人在做，尤其是一些关于野生动物的科普做的很有意思，希望在疫情之后，我们依旧团结、对彼此温柔以对。

解释和教化的流行

在流行病爆发的前几天，人们很难判断一场疫情的重要程度 ，他们在两种想法中摇摆、犹豫不决。接下来，就有一个群体的倾向和决策。当人们最终认为这是一件严肃、重要的事情，一些人的精神状态会发生一些变化，类似于宗教中的叛教者。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人生信念或宗教信仰发生了突然的改变。不过我想，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初期就吸引了足够的重视，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从SARS和大流感中吸取了一些教训。2009年H1N1流感（猪流感）爆发，截止到2009年年底，中国大陆境内一共有超过12万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数达到648例。在H1N1爆发的初期，一项在香港开展的调查 (Lau, Griffiths, Choi, & Tsui, 2009) 就发现尽管人们都表现出了警觉和准备，但似乎有一种自鸣得意的迹象。39.2%的人对传播途径（飞沫、接触患者或被污染的物体）了解不完整，38.7%的人错误地认为当季流感疫苗可以有效防止H1N1病毒，42.9%的人认为对疾病没有有效药物，仅有22.1%的人认为在香港在未来12月内会产生疾病爆发。31.6%的人错误地认为（在问卷开展时）政府建议市民减少出行。5%的人由于H1N1病毒感到惊恐、抑郁。可见，在大型新型流行病爆发的初期，人们的错误信念和惊恐是多么容易发生。

行动的流行

而当一个疾病非常新、也没有惯常的集体手段来解决它，上千种“皈依者”和“叛教者”出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每个人都有自己控制疾病的策略。这样一种要求“转变”（converts）的流行与一种“阐释的流行”相辅相成。当新型疾病出现，上百种不同的理论出现了，来解释疾病的来源和潜在的影响。所有的疾病都提了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上天，或政府，是怎么能够允许它的蔓延？谁应该为此负责、受到责备？这种流行病的影响揭露出了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

制造观点——“谣言”和辟谣的行动

我想，这一层面的流行在当下既没有，也有一部分。这么说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信息，不至于每人各执一词，但谣言、流传、怀疑论四起，我们或许的确应该问自己 这场疫情揭露出了我们社会的什么东西？哦，我想起来，我看到一些人用宗教的语言提醒人们增加防护措施，十分有意思。而这些知识和道德的骚动在莽撞轻率的控制疫情措施实施之后，会发生可观地增长，尤其是当一些控制疫情的措施可能会越过、威胁我们惯常的信念和行为时。交易和出行可能受到影响、个人隐私和自由可能受到侵犯、健康教育可能会触及一些我们平时从不讨论的话题。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治疗方法也可能是不道德的。因而， 流行病带来了道德争论和道德挑战、带来了所有的“道德实业家” （moral entrepreneur）的摩拳擦掌。因而，流行病有着改写的可能——从人类关系到政治时局再到社会体制和大众观念，cliché了，不细说。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情况似乎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也的确，“武汉封城”的决定也带来了不少的争论，尤其是道德争论，我想本文的读者也都零星地了解了许多。

“流行病心理”的根基

我猜是Philip Strong不再满足于用惊恐和歇斯底里形容人们的状态，因而提出了传染病心理。他认为这种心理状态是以我们原始、非理性的情绪为根基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保持或多或少的理性，但在危机中，这些情绪支配着我们。但尽管我们的本性难移，我们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从常规的生态壁龛中逃出来的生物。人类（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丰富的语言能力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和我们所在的群体。语言创造了统一的可能，使得两个、三个、十个、一百个、乃至成千上万个人能够统一地协同运作。

但语言也能创造出两个看似的对立面——他可以创造出创新，也可以创造出平稳；可以创造出反叛，也可以创造出服从，因而我们的社会无比多样。在一个极端上，我们的主要威胁可以被我们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冷静应对，着重解决问题，暂时不顾其他因素，专注于对整个项目的的持续动员和对资源的持续运输。但人们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传染病心理明显，惊慌的浪潮不断蔓延、越来越强，不可预见地将一个个人和“身体政治”撕裂，所有日常规范被扰乱、击碎对日常权威的信任、不断积聚产生更强烈的惊恐和溃散。这两个阶段就好像法国大革命的两个阶段，也警示着我们大规模的致命传染病的威力。恐惧和怀疑的流行还是社会交流的不寻常的强烈病态体现，当对人际交流的基本假设被扰乱时，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秩序可以长久。当人人自危，害怕周围的人或者怀疑周围的人惧怕自己的时候， 致命的传染病拥有一种潜力——创造出霍布斯的噩梦：“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 (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 。

流行病心理，并不完全依靠于我们难以驾驭的情绪，更多是由于流行病威胁着我们对常规的假设，由于人类社会结构和交流的潜在脆弱性，由于人类思想、道德和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有这些都基于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一言一行真的可能make a difference。所以总的来说，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成为更好的明天，明晰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了解自己的言行及其后果、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是重要的。也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一切都能好起来，防疫治理更加得力，在风暴周围的我们在理解中前行，放下一些偏见和污名（前行归前行，放下归放下，防护隔离还是要的）。

翻译自：

Strong, P. (1990). Epidemic psychology: a model.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2(3), 249-259. 

其他参考文献：

Lau, J. T., Griffiths, S., Choi, K. C., & Tsui, H. Y. (2009). Widespread public misconception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H1N1 influenza epidemic. Journal of infection, 59(2), 122-127.